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快讯（作者：林盼） 2017年12月21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名家论坛第七讲“‘退出、呼吁与忠诚’——重新审视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理论”在经济研究所二楼会议室成功举办。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卢荻（Lo Dic）教授主讲。此次讲座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主办。讲座由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主持，经济研究所郭冠清研究员点评。院内外多名学者到场参加此次学术活动。讲座现场气氛热烈、讨论深入。
卢荻教授首先回顾了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以来国有企业的一系列特征，认为国企的体制性质仍是与个人化产权、纯粹市场原则相去甚远；与此同时，它们的业绩表现却绝非清晰无误的低效率，反而大有可能是为整体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重新审视国企改革的指导理论，以近四十年来国企发展的实际表现加以审视，对于跨入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变革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自世纪初尤其是2008年以来，主导着中国整体经济变革方向的，是生产导向模式与投机导向两种模式的抗衡，在此其中，国有企业因为其长期导向体制而与生产导向模式较为匹配。因此，中国国有企业的未来，其实是关系到中国整体经济变革的未来。
卢荻教授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体制（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蕴含着更高程度的长期导向或固定特性，也就是较低程度的适应市场的灵活性；而理论上可以判断，长期导向特性往往有利于促进生产性效率提升，但同时对资源配置效率有负面影响。其次，这两种影响相互抵消之后的业绩表现，或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相对效率表现，往往取决于企业的运作环境，也即取决于企业体制特性与整体经济变革模式是否匹配。而上述核心论题的理论基础，是发展经济学文献中著名的“退出、呼吁与忠诚”框架，其中“退出”（exit）指的是纯粹市场原则，“呼吁”（voice）指的是与市场失效相关的特殊交换/特质交换原则，“忠诚”（loyalty）指的是集体合作和学习原则，意味着各种长期导向和短期导向的企业体制各有其相对效率特性，取决于企业运作环境。
卢荻教授认为，可以借用“退出、呼吁与忠诚”这一理论框架，来透视中国国企的相对业绩表现和相对体制特性，如预算约束问题。硬预算约束的终极条件是个人化产权原则，金融资产拥有者决策，这在理论上对应着资源配置效率原则，相对于生产效率所需却有可能导致“短期主义”。投机者的规划时段大有可能远短于投资者所需。国企与非国企的相对效率表现、业绩表现，并非理论预测的一边倒，而是可以翻转的，意味着各自体制的效率特性并没有普遍性，而是与特殊环境相关联。或许可以得出猜想：由于偏于固定和长期导向的相对体制特性，国企在经济劳动密集工业化时期的表现往往不如非国企，而在资本深化工业化时期则是相反。资源配置效率不一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或充分条件，生产性效率如果具有“资产专用性”特征，由此导致的信息问题和交易成本问题将意味着个人化理性选择及其竞争均衡不一定能满足生产性效率所需。如果生产性效率是来自集体合作、集体学习效应，那么个人化理性选择及其竞争均衡就与生产性效率不相干了。这些论断都是基于“退出、呼吁与忠诚”框架之上的。
卢荻教授最后指出，这个框架是否合理，是否可持续，这是有待探讨的。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金融投机化趋势。而国企的改革与发展过程，需要同整体经济变革的方向勾连起来。
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主任郭冠清研究员对卢荻教授的报告进行了点评。他认为，这个报告既涉及到新制度经济学威廉姆斯资产专用性的问题，也涉及到马克思、科尔奈、调节学派等的观点，既考虑了企业效率边界的决定的新古典因素，也考虑了Hofstede称之为文化维度的长期导向的影响，立意深远、观点鲜明。他希望卢荻教授多讲一些理论之间的关联性与适用性问题。卢荻教授举出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的观点，认为在一个市场环境剧烈变动的时代，教科书上或许会提供最优方案；美国企业最难以适应，因为他们需要对市场前景形成预期计划；日本企业则会选择折中方案，既保留终身雇佣的僵化一面，又借助“干中学”的方式，保持行动上的灵活性。不少学者拿美日企业和华盛顿共识来批评国企，认为国企的存在对市场自由化、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造成了障碍，但以苏东剧变和休克疗法的实践来看，盲目自由化、私有化是有问题的。按照他的统计分析，国企从现实的绩效来看，仍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林盼提出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对于国企的影响问题，卢荻教授认为，混合所有制意味着国家将会加大国企的影响力与主导性。而民间资本即使能够进入国企，但由于国家派出的股权所有者仍将占据主导，国企党建就是国家控制资本的路径。当然，资本会不会反过来控制国家？派出者是否会反过来通过控制企业来干预政策走向？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董丽霞副研究员指出，自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直是上升的状态。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表现差的国有企业被淘汰了，表现好的企业被留下来了？卢荻教授认为，这个因素无法排除。
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刘剑雄副研究员提出问题：不少国外学者，如斯坦福大学魏昂德（Andrew Walder）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因此国企的存在是否只是意识形态约束的结果；同时，国企在账面上的“高效率”，是否也与国家补贴、银行低利率、限制非国企的竞争有关；中国的国企与西方的公有企业的差异在哪里。卢荻教授指出，以上每一个问题都在学界争论不休。他认为国企的存在与改革牵涉各方利益，改革本身就是各种利益、观念博弈的结果，不能简单将其视为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来源。关于国企的业绩表现，他的统计已经将不少干扰项排除，最终仍然证明国企确实具有高效率和良好的经济表现。国企的发展方向，要从更加长远的角度加以审视。
最后，卢荻教授对国企的最优模式加以解释，认为不能仅仅从经济学的效率与公平的角度加以讨论，还应当看到社会福利、劳动参与等问题。无论是福特主义还是丰田主义，都和国企的类型特征和改革方向相去甚远。国企的存在与发展，是具体制度环境影响的结果。需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加以审视。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